在牟平法院的调解室里，原告张某与被告高某为一批浮漂争执得面红耳赤。这种浮漂是深海养殖网箱的关键部件，如同渔网的“浮力脊梁”，其质量直接关系整个养殖设施的安全。因为双方各执己见，这起买卖合同纠纷一度走进“死胡同”。
当案件面临“鉴定不能”的僵局时，牟平法院创新思路，通过专业调解平台以“技术共识”成功解开了双方当事人心中的“法结”与“心结”。
纠纷源于高某从张某处购买的2090个水产养殖用浮漂，货款共计17138元。货物交付后，高某一直未支付货款。张某多次催讨，高某却上门质疑浮漂的质量：“这浮漂下到深度70米全爆开了，渔网沉了一半，我的损失该怎么算？”张某倍感委屈，坚称产品在出厂时并无问题：“同样的货给别人用都没问题，常规使用深度是40米，你超深使用咋还赖质量差？”双方矛盾尖锐，坚持要求进行质量鉴定，用科学数据说话。
然而，本地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，难题出现了：双方既未签订书面合同约定质量标准，也无法提供浮漂的行业标准或国家执行标准。因缺乏鉴定“标尺”，经鉴定机构专家研讨后，案件只能退回，无法进行鉴定。
“案子不能就这么卡住。”牟平法院技术中心负责人李健主动接下了这个“烫手山芋”。面对执着于“讨个说法”的双方当事人，李健意识到，简单地告知“无法鉴定”并不能实现案结事了。因双方坚持，后续又咨询上海某鉴定机构，机构告知鉴定费用高达3.2万元，这与案件标的额严重失衡，很可能造成“赢了官司输了钱”的双输局面。
李健决定转变思路，将工作重心从“委托鉴定”前移到“技术调解”。他不再仅仅充当司法鉴定的委托方，而是化身为“技术翻译”和“纠纷调解员”。“我们不妨先把‘谁对谁错’放一放，从技术角度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”李健组织双方当事人建立微信群进行沟通，引导他们跳出情绪对抗，聚焦技术事实。他针对争议焦点逐一进行分析：关于浮漂使用深度，行业内是否存在约定俗成的标准？超深使用对浮漂性能的影响有多大？关于生产设备，设备是否应该淘汰与产品是否合格之间能否直接划等号？
“通过专业介入，首先帮助双方当事人对技术事实建立起科学认知，进而引导他们理性评估诉讼风险与经济成本。”李健这样阐述自己的工作逻辑。当双方对技术问题的理解趋于一致时，和解便具备了更坚实的共识基础，从而能更经济、更高效地实现“案结事了人和”。
通过一次次耐心沟通，李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双方当事人厘清了技术上的模糊地带。他帮助双方认识到，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，产品质量责任的划分需要综合考量产品设计预期、使用条件、行业惯例等多重因素。一味地坚持鉴定，不仅成本高昂、周期长，且因标准缺失，结果仍存变数。
李健还算了一笔“明白账”：如果坚持进行鉴定，数万元的费用已远超货款本身，且诉讼周期拉长，对双方的精力都是巨大消耗。解决纠纷的目的是止损和共赢，而不是不计成本地争一口气。理性的技术分析和现实的成本考量，终于让激动的双方当事人冷静下来。张某和高某都看到了法院为化解纠纷所做的努力，也理解了对方立场中的合理部分。最终，在承办法官的主持下，双方基于已产生的损失和现实情况，各退一步，达成了和解协议，纠纷得以圆满解决。
这起浮漂纠纷的化解，是牟平法院深化多元调解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一个生动缩影。这一创新实践推动司法人员从“后台”走向“前台”，不仅有效缩短了审理周期、减轻了当事人诉累，更以专业共识赋能定分止争，为破解“鉴定难”纠纷提供了可借鉴的“牟平方案”。
面对日益增多的专业性、技术性矛盾纠纷，牟平法院技术部门积极探索职能转型，一改过去被动“等案上门”“一委了之”的状态，将技术支撑环节主动前移，即在启动正式鉴定程序前，由司法技术人员先行介入，依托其专业能力对技术焦点进行初步审查与评估，为矛盾纠纷的化解创造宝贵的“窗口期”，成功探索出一条“技术审查+引导调解”的新路径。
